21.如何理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敌人很强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也说明中共开始走向成熟，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2、原因：中国革命之所以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因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完全的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罢工的合法斗争权利，反动统治阶级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二，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而“工农武装割据”正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第三，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多次奋斗说明，革命在城市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广大农村却是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共产党人必须而且有可能首先占领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先进的巩固的阵地，使之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22.为什么说古田会议使我军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1、古田会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2、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所规定的红军建设的各项原则，不但在红4军得到实行，随后也在各地红军中逐步实行，对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3、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23.为什么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24.湘江战役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战役。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2、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湘江惨胜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是红军四处碰壁身处绝境时召开的，从此中国革命一个杰岀人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红军翻开崭新的一页。

25.为什么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